在美國加州，有一群老師正在接受關於兒童創傷(Trauma)的相關課程，這些課程教導老師理解孩子表現出的那些「壞行為」──像是情緒失控、推打同儕、搗亂上課秩序、不參與課程活動…等等──這些行為可能都是孩子過去創傷經驗的後果。「當孩子上課不參與、把頭靠在桌上、整個人情緒緊繃時，如果你理解孩子可能發生了一些事情，你就不會覺得孩子的行為是針對你而來。」一位參與訓練的老師說。
這是美國的「創傷知情學校」(Trauma-Informed Schools)──整間學校的人員接受關於創傷的訓練、理解孩子的脫序行為可能是來自過去受創經驗、老師們改變教學方式以及管教方法來防止孩子再度創傷 (Re-traumatize)、整間學校人員一起建立一個讓孩子身心都感受到安全的環境。美國已經有許多學校成為「創傷知情學校」，而美國麻薩諸塞州與華盛頓州更是在推廣全州內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成為創傷知情學校。
到底，創傷經驗和孩子的「壞行為」有什麼關係？對於經歷創傷的孩子，學校老師又可以如何幫助？
ACE研究，揭開童年創傷與身心健康的關聯
1998年由Felitti醫師所發表的「負面童年經驗」研究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簡稱ACE研究)揭開了創傷對於人的影響。在1980年左右，Felitti是在加州一間治療肥胖症診所的醫師，他的病人在減肥療程中都表現良好，減掉許多體重，但他發現有許多病人在療程尚未結束前就放棄退出，退出率高達50%。為了想要了解發生什麼事情，Felitti醫生開始對這些退出療程的病人進行一對一的訪談，經過幾個禮拜，Felitti醫生從訪談中找不出有任何什麼異狀，直到某一天，Felitti醫師陰錯陽差問了一個本來沒有打算要問的問題。
「妳第一次有性行為的時候，體重多重？」Felitti醫生不小心問了這個問題。「40磅 (約18公斤)。」被訪談的女性病患回答。Felitti醫生以為自己聽錯了，又再問了一次，這位女性病患還是回答40磅，接著說，「是我四歲的時候，跟我的父親。」因為這個發現，Felitti醫生開始詢問其他退出診療的病患是否在童年時期遭受性侵，結果他發現在他訪談的286位病患中，大部分的人小時候都被性侵過。於是，Felitti醫師了解到，對於這些童年時期遭受性侵的病患，「吃」對他們是一種紓解情緒與壓力的方式；並且對於一些性侵倖存者，身體的肥胖可以讓他們感到安全，因為這樣的體態就不會「吸引人」。對於這些人，「吃」不是問題的根源，兒時性侵的創傷才是。
1990年，Felitti醫師在一個國際肥胖症研討會上報告的他的發現，但現場的聽眾不但不領情，甚至還有人在他報告時站起來跟他說：「你只是在為這些失敗的病人找藉口！」
於是為了正式研究童年創傷與身心健康的關係，Felitti醫師接下來研究了一萬七千多位成年人(主要都是白人、擁有大學學歷以及良好的工作)，Felitti醫師在問卷中詢問了十種童年逆境，像是肢體虐待、性虐待、情緒虐待、疏忽、家暴、家庭酒癮問題…等等，這篇研究於1998年發表，就是現在著名的ACE研究。研究結果則是讓Felitti醫生不可置信，結果顯示，經歷過越多童年創傷的人，在成年時期有更高的身心健康問題，像是憂鬱症、自殺傾向、酒癮毒癮、肥胖症、高血壓、性傳染病、癌症、或是心血管疾病等等。(關於ACE研究可以參考文章「ACE研究: 受了傷的童年告訴我們什麼？」)
毒性壓力改變孩子的大腦，影響情緒和行為
因為ACE的發現，學者開始投入創傷研究，而其中一個領域，就是受創經驗如何影響孩子的大腦。這些「創傷經驗」指的不僅僅是嚴重的肢體虐待或是性虐待，其他像是家長對孩子的疏忽、對孩子的身心需求沒有回應，或是家長不斷指責貶低嘲笑孩子、讓孩子覺得沒有價值；以及，孩子生活在目睹暴力的家庭或社區裡，或是生活在家長有酒癮問題或是有心理疾病(像是憂鬱症)的家庭裡…等等。
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時常覺得不安全，需要時時保持警戒、觀察周遭是否有威脅、擔心自己的安危。孩子就像是生活在不定時炸彈中──「等一下爸爸回來會不會喝醉酒打我？會不會打媽媽？」「我做的這件事情會不會又被媽媽罵笨蛋？」「今天晚上睡覺時叔叔會不會進來性侵我？」這些壓力不斷讓孩子處於「反擊、逃跑、凍結不動」(Fight, Flight, Freeze)的模式下：大腦杏仁核不斷活化來偵測威脅，大腦不斷釋放壓力賀爾蒙來應對危急狀態，身體不斷處於高度壓力狀態下。這樣的壓力就稱為「毒性壓力」(Toxic Stress)。
適當的壓力對人的發展是好的，但毒性壓力並不會。許多研究都指出創傷環境下的毒性壓力對於孩子大腦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導致一些情緒和行為上的問題。譬如說，因為長期處於警戒狀態下，讓大腦杏仁核過度活化，孩子可能會將「不是威脅」的訊號視作危險，而做出劇烈反應。像是別人只是看他一眼，小孩可能就認為別人是要攻擊他，於是先出手還擊。研究也指出，創傷經驗也影響孩子大腦前額葉的發展，大腦前額葉掌管思考及情緒調節等等，而前額葉的失調也讓孩子無法掌握情緒、無法自我控制、或是出現攻擊性等行為。
他們是受創傷的孩子，不是「壞孩子」
生活在毒性壓力環境下的孩子在學校無法好好學習，他們時時處於高度壓力與警覺狀態，察覺周遭環境的威脅。他們可以迅速觀察到老師臉上的一個表情就知道老師要生氣了，因為在家裡，爸爸要揍他前就是這樣的表情或氛圍；他們可能聽到老師一句負面的話語就進入「反擊或逃跑」模式，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他，他即將要有危險了；她可能遇到其他孩子不小心碰到她時就反應劇烈，大聲咆嘯，因為身體被突然碰觸的那一瞬間讓她聯想到被性侵時的恐懼感。
許多研究都指出了經歷創傷的孩子與在學校表現的關聯性。一份2011年的研究發現，在調查的七百多位孩子中，ACE分數高達4或以上(表示有至少四樣童年逆境)的孩子，比起沒有任何童年逆境孩子，有32倍的機率被認為在學校有學習問題或是行為問題。其他研究也發現，曾經受過創傷的孩子考試成績較低、有較高的機率曠課與留級、有注意力與理解力的困難、有暴力攻擊行為、與同儕間的社交問題、以及有較高的機會受到學校懲處。
如果老師沒有受過訓練，不理解孩子行為背後可能的原因，可能就會認為這些孩子就是「壞孩子」──上課不專心、上課就趴在桌上睡覺、動不動就推人打人說髒話。於是，老師照著傳統的懲罰方式：責罵孩子、把孩子隔離 (time-out)、不准孩子下課、把孩子送到校長室、或是禁止孩子上學(school suspension)、甚至是退學。這些都是一般學校老師的做法，但是，在創傷知情學校裡，老師並不會這麼做。
建立「創傷知情」學校，從理解創傷開始
在創傷知情學校裡，老師並不會懲罰孩子的「壞」行為。因為受過訓練的老師們理解，這些孩子的行為可能是過去創傷經驗所造成的後果，而老師的懲罰手段(像是責備、打罵、隔離孩子)，只會讓孩子感受到恐懼、被否絕、無力、與受挫──而這些感覺都是孩子在毒性壓力環境下時有的情緒。於是這些負面感覺觸發那些創傷經驗，讓孩子產生更劇烈的情緒和行為，造成孩子再度創傷(re-traumatization)。
在創傷知情學校裡，老師面對孩子失控行為時，不直接處罰，而是了解孩子、幫助孩子感到安全。一旦孩子感到安全(身體與心理上都覺得安全)，覺得周遭沒有危險，孩子就能關閉「攻擊或逃跑」的危機備戰模式，回到冷靜、能夠學習的狀態。
能夠理解創傷、辨認創傷行為、並且改變環境與政策來防止再創傷(Re-traumatize)──這就是「創傷知情照料」(Trauma-Informed Care，簡稱TIC)。在美國已經有許多領域開始融入TIC，像是醫護機構、兒童社福組織、少年監獄、家暴庇護所等等。隨著兒童創傷開始被重視，一份份的研究和數據都指出經歷創傷和生活在毒性壓力下的孩子並不是少數。一份2016年的研究估計(Perfect et al., 2016)，每三位學齡孩子中，就有兩位孩子在滿十七歲前可能會經歷某種創傷。此外，美國每年有三百萬個孩童因為兒虐受到兒童保護局的調查與介入；而另一份資料則顯示每四個孩子就有一個孩子可能目睹暴力。
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學校內有許多孩子曾經或正在經歷創傷或是生活在毒性壓力環境下。如果學校繼續用處罰的眼光看待孩子的行為，這樣不但無法幫助孩子學習，還只會造成孩子更多情緒以及行為問題。
「你發生什麼事情了？」──改變眼光，改變方法
很幸運的，越來越多學校開始正視兒童創傷問題並且了解創傷如何影響兒童的大腦、社交、行為、情緒，以及學業表現。於是，美國開始出現創傷知情學校(Trauma-Informed Schools，或是又稱為Trauma-sensitive Schools)。哈佛法律學院的教授Susan Cole創辦了Trauma Learning Policy Initiative計畫，這個計畫主要在提供學校資源與創傷訓練課程，幫助學校改變政策與環境，成為創傷知情學校。「當孩子感到安全，他們就能平靜地學習。」Cole教授說。(更多資訊可參考TLPI的出版品"Helping Traumatized Children Learn“，網路上可以免費下載)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的教授Joyce Dorado則是在一場給學校老師的訓練中說：「如果今天這場訓練你只記住一件事情，就是以後當孩子出現問題時，請你心裡想著『你發生什麼事了？』(What has happened to you?) 而不是問『你到底哪裡有問題？』(What’s wrong with you?)」
當孩子在學校出現行為問題時，如果學校老師與行政人員能夠想著「你發生什麼事了？」看待孩子行為的眼光就會不一樣。這些孩子出現的「壞行為」是他們生活在毒性壓力環境下的應對以及存活方式，而學校使用任何處罰性的手段對孩子都只會造成負面效果。這些孩子不是壞孩子，而是受過創傷的孩子，唯有讓孩子感受到身心安全，孩子才能在學校中好好學習。